维克多·雨果
今天，1861年6月30日，上午八点半，当一轮红日挂在我的窗扉时，我写完了《悲惨世界》。
1
当维克多·雨果写下上面这段话时，离他正式提笔创作的时间，已经过去了近18年。
18年里，雨果被卷入政斗、被流放大西洋，如同《悲惨世界》男主角冉·阿让，吃尽了苦头。
书中，冉·阿让的铁汉柔情，芳汀的悲惨命运，珂赛特的单纯可爱，以及整部作品散发出的人性光辉，让几代人感动流泪。
然而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：
是谁让几代中国人流泪？
是书中人物颠沛流离的命运？是战争中每个人的身不由己？还是雨果本人的遭遇？
都不是。真正感动作者的，是书中无比流畅、起伏跌宕的译文。这些精心玉砌的方块字，让我们与另一个国度的起了灵魂共振的神奇效应。
鲜为人知的是，《悲惨世界》第一版中文译本的诞生，前前后后经历了50年。
翻译这套书的人，是一对夫妻，他们从结婚那年，就开始着手翻译。
他们没有预料到，他们翻译这部作品的历史，演变成了另一部“悲惨世界”。
海上渡轮
2
1921年，中国准备送第一批中国学生去法国留学。
那批年轻人中，有个刚满18岁的小女生，特别抢眼。
她叫方于，出生于书香世家，父亲方毅是上海商务印书馆词典编辑部的部长。
良好的家庭背景，自小的书香熏陶，塑造了她出众的女性气质。
在去往法国的船上，不少男同学都想跟她搭讪，她置之罔闻——她一直在注意一个站在船头的男同学。
那男生高瘦俊秀，正望着大海前方，眼神精光闪烁，颇具临岸当风的古人风度。
方于走了过去，一脸天真烂漫地跟那男同学打招呼：“我叫方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男同学这才晃过神，慌张地说：“我叫李丹，今年20岁，准备去法国学习小提琴。”
方于忍不住笑道：“李丹……好女性化的名字……”
她见李丹怔怔望着她，脸颊微微一红，正色道：“我去学法国文学，以后，请多多指教！”
李丹和方于
法国街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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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法国，方于和李丹分手了。方于去了里昂大学，李丹去了里昂音乐学院。
目的地的不同，决定了两人向左走和向右走；然而命运的奇妙，却让分向左右两头的直线开始弯曲、交叉，再度重叠。
学习文学的方于，突然对音乐有了兴趣，她跑到里昂音乐学院报了个声乐班。
学习音乐的李丹，突然对文学有了兴趣，他经常跑到里昂大学听学术讲座。
他们一次次重遇，一次次一起学音乐、听讲座、讨论法国文学，不管在本校还是在对方的学校，都绕不过彼此。
最开始的萍水相逢，逐渐演变成了两个人的甜梦。
很快，六年过去了。
1927年，方于毕业了，李丹还要学习一年。
李丹把方于送上回国的船，方于回过头，笑着说：“我要回国了，以后，我等你回来！”
那画面，像极了他们的初见。
法国留学时留影（居中鲜花前者）
冼星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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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国后，方于进了上海音乐学院当法语老师。
她的学生里，有个男生，叫冼星海——就是后来写出《黄河大合唱》那名音乐家。
冼星海出生贫户人家，但天资聪颖，更难得的是，他有超乎常人的音乐天赋。
方于对这名学生喜爱有加，经常在课余时间，给他传授音乐知识。
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，师资力量贫乏，很多课程都成了空缺，被音乐老师占用。
对此，冼星海很是不满，他带领其他同学一起，冲进校领导办公室讨说法。
校领导大为火光，对方于一顿训斥：“你是怎么管教自己学生的？”
方于却占到学生一方：“他们没错，学校本就是学习知识的地方，校方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，该反省的是你们！”
方于及其学生被轰出办公室。
没几天，学习通知：冼星海带头闹事，予以开除学籍；老师方于思想有问题，现立即解聘。
当时已是1928年，全国战乱不断，人民失业流离。
被解雇的方于走在街上，看着曾经繁华的街道已经千疮百孔，心里特别难受：“我多希望能为这块多难的土地做点什么。”
这时，李丹也学成归来。
她紧紧抱着分隔一年的方于，许久，才想起什么。他从行李中掏出一套书：“我最近看的这套书，特别好，我舍不得丢掉，就带回来了。”
那是套法文书，名字叫做《Les Misérables》。
翻译过来，就是《悲惨世界》。
《Les Misérables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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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9年，两人结婚了。
那套《悲惨世界》，也被两人翻得几近散架。
这天，方于盯着这套书的“作者序”，很久，很久。
“只要因法律和习俗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……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———贫穷使男子潦倒，饥饿使妇女堕落，黑暗使儿童羸弱———还得不到解决……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，那么，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。”
她突然抬起头，仿佛想通了什么：这不就是自己该做的事情吗——
将《悲惨世界》翻译成中文。
书中的芳汀、珂赛特，不就是正在遭逢战乱的广大苦难百姓吗？
就用这套书的中文版，当做送给人民的礼物吧！
她当即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丹，李丹赞成道：“或许，当时国家送我们出国，就是为了今天让我们干这件事吧！”
说干就干！
两人分了工：李丹法语水平好，负责翻译；方于比较细心，负责校译。
他们闭门不出，夜不归寝，一门心思都付诸书案。
终于，在年底之前，他们完全翻译出了《悲惨世界》的一、二两部。
方于问：“书名叫什么呢？”
李丹说：“‘Les Misérables’是悲惨的意思，现在的国家已经这么悲惨，直译不太好……就叫《可怜的人》吧。”
《可怜的人》，是否没有《悲惨世界》来得浪漫与传神？
但那是在抗战前夕，在战乱频繁之际。
在战乱中，浪漫，是很奢侈的。
《可怜的人》
商务印书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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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于通过父亲的关系，将译稿交到了商务印书馆。
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看了译稿，无不拍手称好。他们准备将这两部分九册出版。
然而，还没来得及完全出版，日本的飞机就飞过来了。
1932年，“一·二八事变”爆发，一枚导弹将商务印书馆炸得粉碎，底稿化为灰烬。
夫妻两人心痛无比，但他们强行振作起来，再写了一份手稿，将其寄到香港商务印书馆，然后等待回信。
他们等啊等，一等就是五年，等来了抗日战争。
战火很快蔓延到上海，他们不得不带着两个孩子，一路逃亡到越南，再从越南转到云南，然后在云南定居、任教。
他们一直等到抗战结束，也没等来香港那边的消息。
而此时，《悲惨世界》的书籍，也在战乱中丢失了。
这部巨著的中文版，貌似就要到此为止了。
旧版《悲惨世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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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4年的一天，李丹正在课堂上教小提琴，方于突然来找他，递给他一封信。
信是国家文化部寄来的，文化部那边看过已出版的《可怜的人》，觉得这部作品很好，翻译也很到位，邀请李丹重译。
李丹无比激动，放学后，他画了个封皮，在封皮上，工工整整写上四个字——
悲惨世界。
这次，李丹下了更大的功夫，他决定不再直译，而选择意译，让译文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。
这一头扎进去，就是四年。
1958年5月，《悲惨世界》第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引起社会轰动。
次年，第二部出版，再次受到广大好评。
又几年后，第三部已经印刷好，即将出版。这时候，那场人人胆寒的浩劫爆发了。
《悲惨世界》被丢进大火，因为那是反面教材。
李丹、方于夫妇也被抓了，罪名自不必多说。
从第一版手稿被毁，到重译的书籍被烧，前前后后，不过二十多年。
而书的命运，以及人的命运，仿佛经历了一世轮回。
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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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年后，李丹、方于夫妇才被放出来。
那年，李丹70岁，方于也68岁了。
被关的日子，李丹老得很快，牙齿掉完了，背直不起来了，身子瘦得就像被抽干的海绵，风一吹就会倒。
方于搀扶着他回到家。
家，变成了一堆大火烧过的灰烬。
老两口跌坐在灰烬中，用手在土里刨啊刨，刨出一个箱子，箱子上有两个被老鼠挖开的洞。
李丹颤颤巍巍打开箱子，里面是《悲惨世界》第三部的翻译手稿，已经被老鼠啃咬得不成样子。
李丹抱起手稿，失魂落魄地走远了。
这时候，一名学生听说老师被放出来了，就来找他们，并把老两口接到自己的宿舍：“这里很安全，李老师，您就安心在这里搞翻译吧。”
李丹经常一坐就是一晚上。他不停抽烟，不停翻阅法语词典，盯着《悲惨世界》法文书一动不动，却很少下笔。有时候他会毫无征兆地落泪，有时候甚至咯出血来。
方于看到，不敢说话，跟着落泪。
她知道：“老伴已经被折磨得神经衰弱，他的日子不多了。”
有一天，方于正在打盹，李丹用手轻轻拍醒她：“老伴，你看，我把第四部翻译出来啦！”
方于找来箱子，将第三部、第四部装在一起，等到以后出版社的人来取。
没过多久，李丹不行了。
方于赶紧将老伴送去医院，但李丹突然醒了：“把第五部给我，我在医院把它翻译完！”
没几天，方于接到医院的电话：“您爱人去世了。”
方于跑到医院，整理李丹遗物。她在李丹的枕头下，找到几张写满字的香烟盒。
那些字，是关于第五部的断想。
那些字，是李丹永远的遗憾与恨。
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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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丹去世后没多久，第三部、第四部的手稿被出版社取走了。
如今，人不在了，译稿也不在了，空荡荡的房间，只剩方于一人。
她不吃不喝，面对着李丹的遗像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
她在想什么呢？
是恨吗？肯定的。任何人经历那样的事情，都会有恨。
但，恨能解决问题吗？它除了击垮自己，自己什么也得不到。
但如果不恨，就只剩遗憾。
而遗憾，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事。
方于突然走到书案前，打开了《悲惨世界》法文版最后一部——
我什么都改变不了，但至少，我能努力弥补老伴的遗憾。
更何况，那也是自己年轻时候的愿望啊！
年轻时候……多么遥远的感觉与记忆啊，仔细一算，大半辈子都过去了。
那时候，风中的翩翩少年，是自己眼中唯一的风景。
而如今，再也见不到那个身影了。
那个人再也无法执笔了——
那么，就借我的手，来完成你未完成的事吧！
九个月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来了《悲惨世界》第五部的译稿。
令人称奇的是，第五部的文风、句法、修辞、断句，跟前面四部完全统一，感觉就像是同一个人翻译出来的。
据前去取稿的人说：“方老师苍白瘦削，如同大理石浮雕。”
方于的邻居反映，她整天就趴在书桌上，写啊写的，一天只喝一碗稀饭。
方于真的用她的手，弥补了李丹的毕生遗憾。
那一年，是1979年。
离他们新婚燕尔就马不停蹄翻译《悲惨世界》的时间，刚好过去50年。
新版《悲惨世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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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悲惨世界》经过无数版重印，如今差不多成为家家户户必读书目。
新出版的《悲惨世界》，用纸、印刷、包装都堪称一流。
然而读完李丹方于的译本，都找不到记录李丹方于夫妻两人的只字片语，更别提他们所经历的一切。
网上的照片亦是如此，只有方于的，没有一张李丹的。
半个世纪的翻译史就像一阵轻尘，风轻轻一扬，就没了踪迹。
第一版中文版出来后，各大出版社都陆陆续续出了自己的翻译版本。当中有的蹩脚，有的流畅；有的下了大功夫，有的一两个月就完成；有的开辟了更为精致的用词造句，有的直接奉行“拿来主义”……
沉重的历史，就这样被逐利为目的的新历史所取代。
希望有一天，我们翻开新的《悲惨世界》的版本，在最开始的译者篇目，就能看到关于李丹方于的动人故事。
因为有的历史，就应该予以铭记，而非拿来忘记。
因为后来人应该学会，怎么去尊重前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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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杨大侠1987
如果这一生只读一本书，就是悲惨世界吧。